论陕西茶业及陕西茶文化的历史地位( 五 ) _中华茶史

因此说，法门寺地宫茶具的发现是茶文化史上的划时代事件，正是因了这一发现有现在以法门寺地宫茶具为核心所开展的茶文化的研究，而且我们相信因此会引出世纪之交中华茶文化研究的精彩篇章。
第七，因长安宫廷茶文化而出现的贡茶之制对中国茶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满足长安宫廷饮茶的需求，于是有了贡茶之制。四川最著名的蒙顶茶在唐代列为贡品，有诗云：“蒙茸香叶如轻罗，自唐进贡入天府。 ”
唐代贡茶始于高祖武德三年(620) ，完善于中唐。唐代贡茶制度很严格，要求定点、定时、定额纳贡，包装考究，进贡仪规也容不得半点马虎。因为这正是显示臣民忠心和帝王威仪的时刻。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高祖武德三年(620) ，庐江郡上贡的茶名“黄芽” 。次年扩大进贡范围，增加了4郡，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山南道汉阴郡(今陕西紫阳)的毛尖茶荣幸地列为贡品。贡茶如一面历史的镜子，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反映了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现状，这是问题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贡茶又有很多积极作用，得充分肯定其历史意义。确定贡品，实际上是一次名茶评选活动，如士子登科及第，一朝选在君王侧，便身价百倍。这无形中培养了唐人的“精品意识” ，刺激了茶农们培植名品的积极性。于科技方面言，唐代植茶技术、制茶技术、储茶技校乃至旁及茶具制造的工艺、产品包装的不断改进无不与贡茶之制有关。
第八，中国茶文化在海内外传播唐代长安是最重要的中心
文成公主是唐太宗(599——649)李世民宗室养女，后来嫁给了吐蕃王松赞干布，对促进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旧唐书·吐蕃传》载：贞观十五年(641) ，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藏史》载：“藏王松岗布之孙(即松赞干布)时，始自中国输入茶叶，为茶叶输入西藏之始。 ”在松赞干布之前藏族与茶无缘，是文成公主以茶为嫁奁之物带入西藏，并开始了中原与藏区的茶马交易，唐代名茶大批输入藏区，首先成为吐蕃上层人士的时髦饮品，并以囤集茶叶显示富贵。据《唐国史补》记载，一次唐朝的使者到吐蕃，烹茶帐中，吐蕃的赞普问他煮什么?使者神秘地说，这是“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不以为奇，平静地说：“我亦有此。 ”才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皮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邕湖者。此后藏族茶叶消费一直呈上升趋势，按人均今己居全国第一。文成公主开藏区千年茶风功不可没。
关于日本茶道的历史，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日本茶道发展的重要时刻，都是日本在华学问僧充当传播使者，且作出了彪炳青史的贡献。
日本国在隋唐260年里先后派出19批(两批未达) 。公元803年，即唐贞元十九年，日本国遣藤原葛野磨等入唐，僧空海、最澄等同行。是为第17次遣唐使。他们到来的时节，正值中唐，此时陆羽《茶经》风靡全国，饮茶己成比屋之饮，这些僧人入乡随俗，耳濡目染，亦成茶僧。如空海（774——835)居长安青龙寺学习佛法并学会了饮茶，应召去宫廷游法，皇上以茶招待高僧。空海留学两年后回国，于弘仁四年(815)呈给嵯峨天皇的《空海奉献表》中汇报在华日常生活，云：“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 ”另一位高僧最澄(767——822)归国后在京都比睿山修建了延历寺，建立了日本的天台宗，他还带回了中国的茶籽，种在日吉神社的旁边，成为日本最古的茶园。在空海、最澄之前，高僧永忠己在华留学20余年，大约是公元777年来华，与空海、永忠同年归国。约30年的留学生活使永忠成为日本国第一茶僧，他归国后掌管崇福寺和梵释寺，率先引进中国的寺院茶礼，据《日本书纪》弘仁六年(815)4月的一项记载，说嵯峨天皇游幸梵释寺， “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 ，这一非凡之举为饮茶敲开了沉重的宫门，为日后茶成为日本国饮立下头功。嵯峨天皇于两个月后(815年6月)命令京畿内地区及近江、播磨等国种植茶叶，以备每年进贡用。这就是日本的“御茶园” 。永忠、空海、最澄三位高僧给日本带回了中国佛教与中国茶。就饮茶而言，最先形成的是宫廷茶文化，鼎盛于弘仁年间(810——824) ，学术界称之为“弘仁茶风” ，以多才多艺的嵯峨天皇(809——823在位)为茶界领袖。弘仁茶风与中唐茶风一脉相承，饮茶不仅仅为养生延世，并被视为高雅、时髦的文化。这是一个全面学习唐文化的时代，茶文化是学习引进的重要方面。弘仁茶风是日本茶苑“东风第一技” ，是艺术奇葩，诞生伊始便具很高文化品位。

论陕西茶业及陕西茶文化的历史地位(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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