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明亡后遗民们为何又重新讨论“永乐迁都”?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
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在有明一代的历史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其对明代政治以致社会文化之风气都有极大的影响，这一点自不需多言 。在迁都之前 ， 时人对于迁都利弊就有过很多争论 ， 无论朝野 ， 意见均不统一 。最终永乐皇帝乾纲独断，排众议行迁都 。而关于迁都的功过讨论以“都燕之辩”的题目贯穿于明代始终 。在一些特殊时刻，这一问题又显得尤其尖锐 ， 比如“土木之变”，则有人指斥其为都燕之弊，而明亡之后 ， 处境尴尬的明遗民则又重拾这一话题，并给了它新的内容 。

【明朝灭亡之后，明代的遗民们为何又重新讨论永乐迁都？】明代士夫论争好“借题发挥”，“都燕之辩”给了他们评论当时政治的良好素材 。其时，李自成攻入京城，时论有议请崇祯皇帝迁都南方，徐图再起，“都燕之辩”就在这样的背景重被提起 。而最终崇祯帝选择了煤山自缢 ， 不论是出于真的要以身殉国，还是为当时言论所逼迫 ， 但为人所知的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那么问题又回到了“都燕之辩”上，因为这种形式的“守国门”也好，“死社稷”也罢 ， 都是朱棣的预设价值 。


崇祯“殉国”了，但南明的政权却前仆后继 。亡国遗民自然就陷入反思 ， 时论有认为劝崇祯殉国为“弑君”的说法，主张迁都;有人则认为迁都就是怕死，就是投降 ， 国亡就应归罪于这辈“降臣” 。沿着这一说法进行逻辑回溯自然就回到了迁都的利弊上(永乐是往北迁，明亡是往南迁) 。


此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所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在这样的价值观下 ， 崇祯殉国，而遗民苟存本是“不合法”的，那么“都燕之辩”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对遗民生存合法性的论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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