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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僚群体中 , 最穷的应该是京城中那些中下级的官员,别看十年寒窗好不容易换来了一个顶戴,其实大部分京官的日子并不好过 。我们知道,京官俸禄不高,也没有养廉银,更无外官们的那些名目繁多的灰色收入,因此生活大多比较拮据 。

京官的开支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住房、应酬和交通 。前面两个可以理解,为了维持官员的体面 , 不得不到处借钱 。可不能忽视的是 , 交通费用仍然是京官们的一大负担 。清代时,京城的道路都是土路和石子路,交通不便 , 特别是下雨天和刮风天 , 常难以行走 。加上衙门离住处又有一段距离,所以官员们都选择乘轿、骑马或者坐车出行 。
清代为保持满人尚武的传统,规定满族官员上朝、出行需骑马,王公、贝勒、贝子和六十岁以上的官员方可坐轿,而汉人官员不论年纪品级皆可乘轿 。当然,官轿也是要根据职位高低有明确的区分的,如尚书、侍郎、督抚一类三品以上官员,可以乘坐绿呢大轿,以下乘坐蓝呢大轿 。
不过,据学者的考证 , 京城的绿呢蓝呢,其实要求并不那么严格:“王公大臣许坐四人肩舆,或蓝呢,或绿呢,无甚区别,非如外官,必三品坐绿呢轿也 。”
比较而言,做轿显然是比坐车或骑马要气派和舒服 。但是大部分京官还是选择坐车,这倒不是说他们不喜欢排场,而是开销太大,不是家庭经济条件好的 , 一般都负担不起 。买轿子和雇轿夫可不是普通官员所能承受的,如一个高级官员一年坐轿,就要花费银八百两,因为必须雇有两班轿夫,还需要引马,后有车辆 。以此算,一个普通官员十余年的年俸才够乘轿一年的费用 。

《春明梦录》对此也有记载:“缘坐轿,则轿夫四个人必备两班三班替换,尚有大板车跟随于后,且前有引车,后有跟骡,计一年所费 , 至省非八百金不办” 。
曾宝慈的记述则更直观 。他说曾广汉作户部侍郎时,“均须值日,至颐和园路程很远,骡车跸路上走颠簸,时间不短,因此侍郎以上,多乘四人大轿,大学士则乘八人大轿,即绿呢轿,下有红拖泥 。轿夫都是久经训练的壮?。仙聿欢?,两腿迅速而步子极小,既快又稳 。每轿两班,四人一班,每个人的工资月银一两,轿夫约走百公尺即换班 , 行走如飞 。换下来的轿夫叫跳上二套车休息” 。如此算来,轿夫八人,每人每月一两,则全年的开销便是九十六两 。

因此,京中那些高级大臣也有许多是选择坐车的 。雍、乾以后,很多京官都改乘骡车,至同治时期,在京三品以下无乘轿者,光绪、宣统时期,贵人皆乘车马 。
从经济角度出发,坐车比做轿的成本最少要降低一半:“若坐车 , 则一车之外,前一马,后或三马足矣,计一年所费 , 至奢不过四百金 。相差一倍,京官量入为出,不能不斤斤计较也 。”当然 , 也有强撑体面的官员,才花钱去轿行雇轿夫来临时抬轿 。
坐车也分两种情况,有雇车与自备车之分 。大部分中下级京官连车都买不起,只能是经常雇车 。曾在京任职的何刚德说:“余初到京,皆雇车而坐 。数年后,始以二十四金买一骡,雇一仆月需六金 。后因公事较忙 , 添买一跟骡,月亦只费十金而已,然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 。盖当日京官之俭,实由于俸给之薄也 。”最穷困的京官是极少雇车的,而是选择步行,因此不要以为当了官就威风了,其中还是有很多人连交通费都应付不了的 。
再来说一说曾国藩的情况 。如果了解曾国藩的大抵都知道他家的经济情况还算可以 , 至少是富农、小地主这个档次 。可他在京为官期间,日子过得也是紧巴 。置办轿子是不现实的,买车也不允许,他也只能是隔三差五雇车,就这,也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 。

曾国藩升为翰林院侍讲后,开始自养马车,他在家信中说:“寓中已养车马 , 每年须费百金” 。也就是说,曾国藩每年需花费在交通上的费用,至少是一百两银子 。而对于那些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京官来说,步行上班也就不足为奇了 。
【清朝官员上朝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们为何大多数都是步行上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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