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融合思维馆媒介与健康：关于社交媒体“使用-满足”后的副作用 _生活百科

随着学科边界的逐渐模糊，跨学科交叉研究越来越成为人文社科类学科研究问题的重要思路。所谓跨学科研究，即融合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学科知识理论与研究方法构建一整个研究框架，来解决单一学科的理论与实践无法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发展逐渐成熟，多学科交汇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所以，平时看论文专著整理文献不要仅局限于一个领域，可以多在其他相关学科中寻找新的视角。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是指允许用户创建、分享和交流信息的在线平台, 搭载的内容包括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国外常用的社交媒体有Facebook, Instagram及 Snapchat 等(Wegmann et al., 2017),国内常用的有微信、微博及 QQ 等(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20) 。
社交媒体使用，则是基于社交媒体开展的各种活动的总称。目前研究者主要从使用频率、使用时间、使用强度及使用成瘾等角度来衡量社交媒体的使用程度。已有研究表明, 社交媒体的使用可以帮助个体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促进人际交流、获得社会支持, 发展社会资本。但是,社交媒体使用也会给个体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影响。比如，可能会导致抑郁症状、自尊水平下降、睡眠障碍、外貌焦虑和身材焦虑等不良结果。同时,社交媒体使用还会导致个体的认知能力下降, 尤其是对个体的执行功能有消极影响。
错失焦虑(Fear of Missing Out, FoMO)，又译为错失恐惧,是指对于错失某些可能的重要信息或新奇事件而产生的一种以焦虑为主, 并伴有恐惧、失落、担忧、沮丧等消极感受的弥散性复合情绪体验。这种符合情绪不仅包括错失前的担心和恐惧, 也包括错失后的不安和失落; 不仅恐惧于遗漏重要的信息, 也恐惧于错过重要的社会活动; 不仅担心错过他人的新奇体验或重要事件,也害怕错过自己希望获得的积极体验。强烈期待了解他人经历、频繁参与社交活动、持续关注外界信息动态等都是“措施焦虑”的典型表现。研究显示, 有66%的人曾经历过这种焦虑, 并且在每天较晚及周末的时候最为严重。
社交媒体使用与错失焦虑的关系关于社交媒体使用和错失焦虑的关系, 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两者呈正相关。第二种观点认为两者线性相关较弱, 可能呈现 U 形关系。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交媒体使用与错失焦虑呈正相关。根据大众传播的社会认知理论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社交媒体使用可能会强化用户的某些认知、情感、态度及行为。该观点强调社交媒体使用可能会增加个体的错失焦虑水平。
社交媒体上呈现的大量信息增加了个体对错失活动的可知性。个体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知晓了大量未参与的事情或活动,因而会体验到紧张、不安以及被排斥的感觉, 这种相对剥夺感导致了错失焦虑的出现。不仅如此, 由于社交网站上呈现的信息极具炫耀性和夸张性, 浏览此类信息还增加了个体上行社会比较的可能,使其认为他人的经历比自己的更精彩,也会导致错失焦虑的出现。
此外, 个体在社交媒体上的线上交流、娱乐消遣和无目的的闲逛行为会占用大量的时间, 这会挤占个体用于线下社会互动和人际交往的机会与时间, 使个体错过更多有意义的经历。而虚拟的社交平台上所展示的信息仅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少部分, 无法替代个体的亲身经历和体验。个体在线上时间的消耗中会更加担心是否错过了现实情境中的某些重要的活动或信息, 也会增加错失焦虑感。横向和纵向研究均发现社交媒体使用确实能够正向预测错失焦虑水平。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交媒体使用与错失焦虑线性相关较弱, 可能呈现 U 形关系。根据数字恰到好处假说(Digital goldilocks hypothesis), 在数字媒体极其普遍的时代, 社交媒体使用已变成一种潮流,只有顺应潮流, 适度参与和使用才会对个体的心理社会适应产生助力作用。反之, 无论是过度使用还是排斥使用均会对个体的心理社会适应产生不良影响。
根据这一观点，社交媒体使用过多的用户可能会增加自身的完型倾向,这会推动个体持续关注和跟进当下的新颖信息或事件动态,使个体更加害怕错过遗漏一些重要或精彩的事件。社交媒体使用过少的用户由于难以及时获得外界的有效信息以及他人的活动状态, 增加了错过的风险, 因此也会令人心生疑虑和担心。所以，只有适度使用社交媒体的用户, 才能将线上和线下活动合理安排, 理性的看待和关注外界的动态, 减少错失焦虑的出现。
睡眠障碍是衡量睡眠质量的重要标准，指的是睡眠量的异常以及睡眠中出现异常行为的表现。在以往探究社交媒体用户睡眠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仅仅关注学习、工作和人际关系压力，很少有研究关注网络社交时代的新兴影响因素。有研究指出，社交媒体的使用会导致更高的焦虑和抑郁水平，也对睡眠质量有着一定的影响。
而短视频社交媒体是今年新兴火热的网络社交平台，有着快捷、生动、精简的特点，使人们可以在快节奏生活状态中利用碎片化时间去学习和娱乐。短视频社交媒体因其独特的社交特点和简便的技术特征也更易使人沉迷，以至于越来越多的用户逐渐出现依赖的倾向。
那么短视频社交媒体依赖如何影响睡眠障碍？研究发现，夜间社交媒体使用可能在短视频社交媒体依赖和睡眠障碍之间起中介作用。
夜间社交媒体使用是指个体特定于夜间主动使用社交媒体，或回应社交媒体提示音被动使用。一方面，短视频社交媒体依赖可能影响夜间社交媒体使用。首先，短视频社交媒体依赖者更可能在夜间主动使用短视频社交媒体，因为白天时间被学业工作等占据，可自我支配时间较少。从补偿心理来看，当个体的目的不能达成时，会改以其他方式来弥补，以减轻焦虑。因此，他们更可能会利用夜间可自我支配时间去使用短视频社交媒体以满足心理需求。统计报告也显示，短视频社交媒体的使用会在夜间出现高峰。
其次，短视频社交媒体依赖者更可能在夜间被动使用短视频社交媒体。短视频社交媒体依赖者会密切关注社交媒体动态，易出现错失恐惧而将社交媒体置于睡眠之上，从而在夜间为回应提示音而被动使用短视频社交媒体。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使用者可能会因期望和错失恐惧而用社交媒体使用取代睡眠。
另一方面，夜间社交媒体使用会导致睡眠障碍。睡眠干扰过程理论认为，除认知唤醒外，睡眠问题还会由情绪唤醒引起，过度的情绪唤醒会引起大脑神经元的过度兴奋，干扰睡眠过程。已有研究发现，夜间社交媒体使用会产生认知和情绪上的唤醒，进而影响睡眠。除认知和情绪唤醒外，电子设备所产生的光以及发射的电磁辐射会影响褪黑激素的分泌，从而延缓昼夜节律。可见，夜间社交媒体使用水平越高，睡眠障碍越严重。
此外，性别差异也值得关注。根据已有研究推测，性别在本研究的假设模型中可能起到两方面的调节作用。一方面，性别可能调节中介作用的前半段，短视频社交媒体依赖对夜间社交媒体使用的预测作用可能在女生群体中更显著。研究指出，女生使用手机更多地是为了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通常比男生花费更长时间在社交媒体上。
在白天可自我支配时间缺失的情况下，女生更可能在夜间主动使用社交媒体以弥补白天需要的缺失；同时，女生比男生更期待亲密朋友的正性反?。?更怕错过朋友的消息或评论，这促使她们更可能回应提示音，从而在夜间被动使用社交媒体以及时获取信息。另一方面，性别可能调节直接效应，短视频社交媒体依赖对睡眠障碍的预测作用可能在女生群体中更显著。
相比男生，女生更倾向于在社交媒体上展现自己的魅力，更遵守内容发布的规范，这需要她们花费更多的精力去选择、思考和编辑所要发布的内容，因此更容易因认知唤醒而影响睡眠。
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 EF)是指以目标为导向对多种认知加工进行监控和管理的能力,包括一系列的高级认知加工过程。其中转换 (“switching”or“shifting”)、刷新(updating)、抑制(inhibition)三个独立的成分一直受到研究者的诸多关注。但近期有研究发现, 使用社交媒体反而对个体的执行功能有益,如练习使用社交媒体的新手用户在刷新和抑制能力上表现出显著提高。而 Shin 等人(2020)认为, 社交媒体使用可能与个体的执行功能之间呈倒 U 型关系, 即中等程度的社交媒体使用是促进执行功能的最佳水平。
已有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对个体的执行功能有促进作用。随着社交媒体在个人、社会和工作环境中的日益普及,个体使用媒体时出现了一种习惯化行为模式——媒体多任务处理(media-multitasking), 即同时对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电子或非电子媒体任务进行处理。由于认知资源分配的有限性,真正意义上同时进行多个媒体任务难以实现, 因此, 媒体多任务处理可视作快速而自动地在多个媒体任务间频繁切换。
研究者认为,日常生活中的媒体多任务处理可以作为一种认知训练,其干预效果可以迁移到转换任务或双任务范式中去。在多个复杂媒体任务中,高强度媒体多任务者可以更好地整合多通道信息,并且已获得了大量在任务之间来回切换的经验, 这些丰富的任务切换经验使得他们能够快速重新适应新任务或更完全地抑制旧任务, 从而减少任务切换成本,更好地在任务间转换(Rogobete et al., 2020) 。
虽然已有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会对个体的执行功能有促进作用,但是另外一些研究发现, 社交媒体使用会损害个体的执行功能。频繁在电子媒体上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与较差的执行功能有关, 并且社交媒体使用频率越高,执行功能方面存在越多的困难, 尤其表现在反应抑制能力上(Murphy & Creux, 2021) 。研究者发现, 高强度媒体多任务者比低强度媒体多任务者倾向于更多地使用直觉反应系统, 并且关注即时满足而非延迟满足,这表明媒体多任务处理可能损害个体的抑制控制能力。
从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围绕的都是社交媒体使用与认知能力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而有研究者提出,社交媒体使用可能与个体的执行功能水平之间呈倒 U 型关系,即社交媒体使用并不是一味地损害或促进执行功能的发展,而是在二者之间存在一个最佳临界点。例如,在实验里的n-back 任务中,中等强度媒体多任务者比高、低强度媒体多任务者表现更好,中等强度的媒体多任务处理与最佳水平的认知控制相关(例如, 刷新工作记忆中的信息, 过滤干扰刺激) 。高强度媒体多任务者在 n-back 任务中更容易出现注意力缺失, 更难以专注于任务, 这导致他们停止刷新短时记忆中的字母, 因此更难记住字母顺序，抑制控制能力更差。低强度媒体多任务者在执行功能任务中的表现比中等媒体多任务者更差,与高强度媒体多任务者无显著差异(Cardoso-Leite et al., 2016) 。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低强度媒体多任务处理与消极情绪状态有关, 使个体自我控制能力和成就感降低, 进而阻碍执行功能的发展。
基于前文说提到的社交媒体使用与执行功能之间的倒 U 型关系，我们不妨进一步思考一下社交媒体使用的中等程度。中等程度的社交媒体使用之所以可以促进个体的执行功能，使个体得以发挥出最佳水平，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 相比于高强度或低强度的社交媒体使用水平,中等强度的社交媒体使用会引发更高水平的社交媒体心流。
社交媒体心流(Social media flow, SM flow)，是当人们完全沉浸于使用智能手机等电子工具进行娱乐、信息搜索和社交活动时,所产生的一种最佳体验,表现为在使用社交媒体时持续专注和愉悦的心理状态(Leung, 2020) 。研究者们通常采用专注、时间失真、临场呈现、享受和好奇五个维度来评估社交媒体心流的程度。当社交媒体使用强度处于适中水平时, 社交媒体心流处于一种无需任何心理努力的特殊注意状态,与个体高水平的认知控制、专注投入有关, 使得个体在面对社交媒体中各种复杂的信息刺激时,过滤各种干扰信息,将注意集中于有用的信息,目标信息则不断地被储存和更新,个体的执行功能(尤其是刷新功能)在这样的要求下得到长期而反复的锻炼, 最终得以提升。
此外, 社交媒体使用所产生的心流体验可以作为一种内在使用动机,通过增加社交网络的互动, 使得人际关系的积极变化, 这也为个体提供了持续不断的社会奖励, 包括各种关于社交联系或声誉提升的功能。形成和维持社会互动与奖赏相关的神经系统有关,当个体接收来自社交媒体的积极社会反馈时(例如, 得到别人的点赞、评论等)可以激活有关社会奖励的大脑区域, 包括纹状体和腹侧被盖区。
可见，社交媒体心流可以帮助新媒体用户扩大和维护社会关系，进而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从这一层面看，适度的社交媒体使用会更有益于用户心理健康与社会发展。因此,社交媒体依赖者只有适度使用社交媒体,将社交媒体作为改善其现有社会资本的工具时,社交媒体才会对个体起到保护作用，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冲过度使用社交媒体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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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融合思维馆媒介与健康：关于社交媒体“使用-满足”后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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