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以前的茶，玉竹的功效与作用( 二 ) _西湖龙井怎么泡

句，谈成都的飞宇层楼、物饶民丰和高甍长衢的城市境况；下阕借蜀郡汉代巨富程、卓二家的奢华生活，来极言成都茶叶的名满遐迩。与张载这一诗句相辅，构成巴蜀茶业名甲全国的还有这样两条史料：三国魏张揖《广雅》（三世纪上）载， “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 ……用葱姜芼之。 ”其二是西晋孙楚的《出歌》（231～293年）：“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白盐出河东，美鼓出鲁渊。姜、桂、荼出巴蜀，椒、桔、木兰出高山。蓼苏出沟渠，精稗出中田。 ”前一条史料所说的“荆巴间”，具体是指令川东、鄂西一带。其实，这鄂西早先属楚国的边境地区，先秦时有的一度就属巴国或是巴文化的影响区。所以，这条资料实际上介绍的，主要还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饮茶习惯。后一条《出歌》，主要是介绍一些常用饮料、食物产地。把《广雅》、《出歌》和《登成都楼》诗的上述内容联系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出，不只先秦，而且在秦汉直至西晋，巴蜀仍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2.茶业重心的东移先秦时，中国茶的饮用和生产，主要流传于巴蜀一带。秦汉统一全国后，茶业随巴蜀与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强，尤其是茶的加工、种植，首先向东部和南部渐次传播开来。如湖南茶陵的命名，就很能说明问题。茶陵是西汉时设置的县分，唐以前写作“荼陵” 。《路史》引《衡州围经》载：“茶陵者，所谓山谷生茶茗也”，也就是以其地出茶而名县的。茶陵是湖南邻近江西、广东边界的一个县，这表明秦汉统一不久，茶的饮用和生产，就由巴蜀传到了湘、粤、赣毗邻地区。但中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优势，还是在巴蜀。在汉以后的三国。西晋阶段，随荆楚茶业和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日益发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慢慢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所以，从发展的角度上来说，秦汉至西晋这个阶段，既是巴蜀茶业继续持盛的时期，也是中国茶业由巴蜀走向全国和茶业重心开始东移的重要阶段。如上面引及的《广雅》所说：“荆巴间采茶作饼” 。这条记载，将“荆、巴”并提，表明三国时，至少在中原人看来，荆楚一带的茶类生产和制茶技术，便已达到和巴蜀相同的水平或程度。这一点还可以《三国志·吴志》（285年前后）孙皓“以茶当酒”的故事来补证。是书《韦曜传》记称，孙皓嗣位后，常举宴狂饮，韦曜酒量不大，孙皓初识曜时特别照顾， “常为裁减，或密踢茶以当酒” 。说明华中地区当时饮茶已比较普遍了。因为孙皓“初见”韦曜的日子，也即是他刚刚做皇帝的头二年。孙皓是吴永安七年（公元264年）接位的，不久，他效法乃祖孙权，把国都一度（公元265～266年）迁至宜昌。所以，孙皓以茶代酒的史实，很可能是其迁都宜昌时的故事。三国时，孙吴据有现在苏、皖、赣、鄂、湘、桂一部和广东、福建、浙江全部陆地的东南半壁河山，这一地区，也是这时我国茶业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西晋的历史不长，但它的短暂统一，不仅如杜育《赋》（4世纪前期）所形容的：“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厉生草，弥谷被岗”，南方栽种茶树的规模和范围有很大发展，而且也如左思（250？一305？年）《娇女》所说“心为茶剧，吹嘘对鼎厉”，这时随政治、经济中心的集中北方，茶的饮用，也流传到了北方的高门豪族。关于这点，在刘琨写给其侄子的一封信中，也可得到一些证明。据一些文献引述的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270～314年）称：“前得安州干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 ”刘琨是西晋将领和诗人，惠帝时封广武侯，愍帝初任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长期与汉、赵相持，晋室南迁后，因孤守无援，为石勒所破，不久（公元318年）被杀。兖州在晋惠帝时沦没，后州治辗转流寄山东、江苏很多地方，刘演任“南兖州”刺史的时间，当是在兖州失守以后。所以，根据上述两点，刘琨这封信的时间，多半是他永嘉、建兴孤守并州时所书。这封信与茶叶有关的，主要是“真茶”二字；这里称“恒假真茶”，有的书作“常仰真茶” 。所谓真茶，是针对假茶而言的；“常仰真茶”，换句话说，也就是市场上的茶叶，常常有假，这也正好证实了其时北方已存在了茶的一定贸易。关于西晋时长江中游茶业的发展情况，还可从这两部史籍中得到一些说明。一是《荆州土地记》（撰写人及成书年代不详）。这部书早佚，现存的二处茶叶资料，一见于《齐民要术》的引文，其称“浮陵茶最好”；一见于《北堂书钞》，其载：“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 ”《齐民要术》中所说的“浮陵”，当为“武陵”之误。这两条资料共同都称，武陵出产的茶“最好” 。据考证，《荆州土地记》，似是西晋时代的作品。那末，西晋时我国的茶叶是否以武陵为最好呢？这可以东晋前期常璩《华阳国志》的有关内容来反证。《华阳国志》是记述汉中、巴蜀和南中等历史、地理情况的一部专著。其中关于记及各地出产茶叶的资料，主要有这样几条：涪陵郡， “惟眉茶出茶、漆”；什邡县， “山出好茶”，南安、武阳， “皆出名茶”；平夷县， “山出茶、蜜” 。常璩是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西晋末年曾任成汉官吏，东晋时迁居建康（今南京），其在写《华阳国志》前，当看过《荆州土地记》或听到过武陵茶的评价，所以常璩在书中用“出茶”、“出好茶”、“出名茶”三级来区分各地出产茶叶的质第，但唯独不提这些地方的茶叶何者最好，这或许其时荆州制茶已超过巴蜀或与巴蜀已不相伯仲的关系。因此，从现存的茶叶史料来看，在三国和西晋时，由于荆汉地区茶业的明显发展，巴蜀独冠我国茶坛的优势，似已不复存在。西晋的都城在洛阳，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北方七族相率过江侨居，东晋、南朝建康成为我国南方的政治中心。这一时期，我国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的茶业，因上层社会的崇尚也较快地发展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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