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千佛洞和新疆地区出土的一批吐蕃时期的历史文献和竹简， 记录了吐蕃社会的经济生活 。 然而， 在833549世纪的这些文献中，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材料却是青稞、小麦、葡萄酒、皮革床单、牲畜
藏族人喝茶可能直到9世纪初才开始 。 这是因为从初唐到中唐的一个半世纪期间， 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虽然入藏， 但却打通了唐与范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渠道， 促进了藏汉贸易的发展 。 但总的来说， 唐范势力范围的冲突时有发生， 战争不断 。 很多时候， 双方的贸易关系无法正常发展， 极大地限制了茶叶进入藏区的进口 。 因此， 吐蕃虽然很早就从内地进口茶叶， 但并没有使茶叶在吐蕃社会各阶层中传播， 更没有使饮茶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生活习惯 。
晚唐以后， 唐和范都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和谐共处时期 。 因此， 汉藏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
随着战争的结束， 官方和民间的贸易渠道畅通无阻， 为茶叶输入藏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 为藏族饮茶习惯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 。
另一方面， 晚唐吐蕃的社会环境也为饮茶习惯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 吐蕃的热巴头巾扎帕(815-838)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尊佛运动， 规定了七家养一僧的制度 。 此后， 西藏僧侣脱离生产劳动， 专门从事烧修 。 对于每天打坐念经的僧人来说， 茶对打破睡眠、解闷解渴的作用尤为突出 。 自唐代开天辟地以来， 由于禅宗的盛行， 在禅宗中打坐的人， 因为晚上睡不着、吃不着， 所以被允许喝茶 。 茶叶的作用人们背着自己， 到处烧饭喝酒， 从此跟风， 于是成了一种习俗(《封氏风闻录》) 。 吐蕃在传播佛教的时候， 大量的汉族禅僧来到藏传佛教 。 他们首先把内地沏茶的方法和静坐饮茶的习惯传给了藏族僧人 。
由于藏族对僧人(喇嘛)十分崇敬， 他们的饮茶习惯极易被人效法 。 特别是吐蕃最后一位赞普郎达玛(839—842在位)时大力灭佛， 寺院被毁， 大批僧人被迫还俗， 这些融入民众中的僧人又将饮茶之习和烹茶之法直接传播于普通的人民之中 。 在物资生活处于相当低下水平和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人们的物欲受到相当大的抑制的氛围中生活的藏族人， 茶除了能满足他们生理上的需要外， 还能给他们带来心理上享受， 填补生活中的一些缺憾 。 因而， 饮茶就从功利需要的基础上更衍生了认识需要、审美价值 。 正如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怀特所说：文化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 。 饮茶作为一种文化就这样在藏族中产生并发展起来 。
藏族的饮茶之习既是汉藏人民经济交流的结晶， 也是汉藏文化交流的结晶， 虽然今天藏族的茶文化已是独具一格， 带有显著藏民族特色的文化， 但寻根究底， 我们仍可在一些方面发现汉族茶文化的印痕 。 据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 藏族烹茶之法原从汉地和尚学来 。 我们把藏族烹茶之法和唐宋时内地烹茶之法相比较就不难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 。 例如唐陆羽《茶经》记载：初沸则和水量调以盐味， 第二沸则量茶当水中心而下， 三沸而酌置诸盎
【藏茶饮用史，玫瑰花水】的煮茶方法， 至今藏族仍要有用， 只是熬得更久一些而已 。 唐宋时煮茶要加姜、盐、胡桃、芝麻、松实等 。 现今藏族饮茶也要加这些东西 。 如唐宋时饮茶是带茶叶一起吃掉的， 皮日休《茶中杂咏》说：称饮茗者， 必浑而烹之， 与渝蔬而者无异， 即是说饮茶像喝茶汤一样连汤带叶一起吃掉， 现今在藏族中还盛行一种糌粑茶， 即将茶粉碎合煮后， 连渣带水喝， 藏族有句常语：茶渣如油， 给孩子吃 。 认为茶叶渣很有营养， 不能丢弃， 也源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