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文官制度，是文官们一直与赵氏共坐江山，官家十分优待他们恩宠，因此这些文官不可能容许有任何其他势力插足其与皇家的关系之中 。
因此，若后宫势力讲要危及皇权的时候，文官们就会坚定不移地站在皇帝一边，这也极大地阻遏了后妃乱政的可能性 。
在两宋的历史上，宰相多有胆识，除了《宋史》中提到的“平立殿下不拜 , 请卷帘 , 升殿审视 , 然后降阶 , 率群臣拜呼万岁 。”的吕端外，仁宗朝的寇准、范仲淹、王曾、鲁宗道、晏殊等人在仁宗与太后刘氏的关系中坚定地站在了幼年仁宗一边，坚决阻止了刘太后的擅权 。

《宋史》记载的这样一个故事也很有意思:仁宗时，图阁直学士张揆 “一日 , 进读汉《马后传》，至服大练、抑止外家，因言: ‘今妃族太盛 , 不可不裁损，使保其家 。’帝嘉纳之 。”正是这句“帝嘉纳之”，表现出了君臣在防止后宫擅权一事上的共识 。
而且文官一般都心思缜密，会很了解皇帝的心思，所以在阻止后妃擅权问题上，他们和帝王的目标是一致的 。宋孝宗时，钱端礼欲利用孝宗的信任参知政事 。
此时就有文官站出来直言: “吏部侍郎陈俊卿抗疏，力诋其罪，且谓本朝无以戚属为相，此惧不可为子孙法 。逮进读《宝训》，适及外戚，因言:‘祖宗家法，外戚不与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纳其言 。”
也就是说，文官团队以维护祖宗成法为由成功，甚至可以直接阻止外戚谋利参政的企图 。
既然文官和天子共天下，那么文官和时局就有了直接的利害关系，宋朝大臣也会采取诸多方式对后妃的政治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 。
《册曹皇后文》中写道:“天地定位阴阳相成，人道贯之，以纲大伦，后德配之，以熙内治，圣人有以端本也 。”在宋朝，后妃参政只能是特殊情形下的措施，所以当时就有“皇帝冲年，太后临朝，斯非国家常典 。”的规制 。
关于后妃参与政事是不能主动为之的，朝臣对后妃与政都有相当程度的主动权 。当需要稳定政局辅佐幼帝这种只能后妃出面的特殊时期，文臣会积极要求后妃参政 。
一旦君主年长，朝臣就会坚决要求后妃归还政权，没有任何其他的余地 。也就是说，士大夫绝对不会让后妃长期秉政的 。


既然无法长期参政，而且后边又有一大堆士大夫监视着，那么参政的后妃只能是一门心思把政务做好 。所以，宋代后妃持政多有善举，政绩也较为突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
我们看最早的宋太祖母亲昭宪杜太后，据《宋史》记载，宋初太祖禅位于太宗，就是杜太后教诲的原因，这在当时的形势下对于稳固时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
《宋史》中提到我们的宋仁宗曹皇后，在仁宗重病时料理政务，“帝感疾，请权同处分军国事，御内东门小殿听政 。大臣日奏事有疑未决者，则曰‘公辈更议之’，未尝出己意 。颇涉经史，多援以决事……宫省肃然 。”
后来仁宗去世后，曹皇后同样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帝夜暴疾崩，后悉敛诸门钥置于前，召皇子入 。及明，宰臣韩琦等至，奉英宗即位，尊后为皇太后 。”
曹后当政时，仁宗弟允弼欲争夺皇位，曹氏垂帘听政，无疑起到了稳定宋朝统治的作用 。在《宋史》中，也曾称颂宣仁高皇后:“自是内降遂绝，力行故事，抑绝外家私恩 。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 。人以为女中尧舜 。”
宋代文臣们不仅对于后妃参政有一套规制，而且在关于“择后立妃”一事上也有一套标准 。这个标准我们可以从范祖禹提出的《论纳后须知者四事》来看到:“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礼，四曰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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