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高校的探索虽然很积极，但其具体方案设计与大类招生本真的意义，还有一段距离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说 。
大类招生宜“大”还是宜“小”
伴随着上述问题出现，叶志明留意到另一个现象——国内高校大类招生越来越走向“小类招生” 。如清华大学分16个大类招生、南开大学分16个大类招生、西南交通大学分21个大类招生以及若干专业招生等 。就在叶志明亲身参与改革的上海大学，近年来也由三个大类变为了四个大类 。
那么，大类招生究竟宜“大”还是宜“小”？
在南开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金柏江看来，超大类招生（如文科大类、理科大类）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分流的难度，造成学生集中于热门专业，冷门专业少人问津，对学科的存亡，教师、学生的积极性都有一定影响 。此外，一些学科的入学基础课程不太一样，勉强归为一类也缺乏依据 。
叶志明则认为，要实施真正的大类招生，更重要的是要摒弃传统的课程设置方案与体系，否则按照大类招生入学的学生会受困于依据传统思路设置的基础课程体系中 。
卢晓东告诉《中国科学报》，国内高校之所以采取大类招生制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高中阶段缺少通识教育和生涯规划教育，学生对大学专业之间的差别缺少认知，难以较为正确、高效地作出专业选择 。超大类的分法本质上是高中与大学缺少衔接造成的 。“这也意味着大类招生作为当前高等教育招生改革的主流方向不会发生改变 。如果将来高中阶段有条件加强通识教育，大学实施‘小类招生’也未尝不可 。”
事实上，“专业+高校”的招生模式，已在新高考机制下获得普遍认可 。这看似有违大类招生打破专业限制的束缚，但其实并没有否认内在逻辑 。“比如你选择‘文科类+上海大学’，意味着专业分流时你可以选择文科类的几十个专业 。一旦学生意识到这一点，在招生上就很有优势 。”叶志明说 。
金柏江表示，大类招生一般带来的是高校分数线的提升，并呈现出分数的“扁平化”，即最高分相对降低，最低分相对上升 。
追求分数线提升，在外界看来，也是中山大学仓促“上马”大类招生的一个原因 。而相对于一些顶尖高校，中山大学的一个弱势还在于，多年前错过了教育主管部门有关实验班申请，无法以试验班的形式探索并实践大类招生 。裹挟在矛盾的认知中，便有了此次“杂类”招生引发的招生断档事件 。
不过，在部分高教界人士看来，“牺牲分数”换取“忠诚度”的做法，有利于打破分数“扁平化”，未尝不是进步之举 。“并不是分数高的考生，就是高校的最佳生源 。高校真正要招的是对高校有深入了解、更有目标感的学生 。”卢晓东、金柏江均表达了这一观点 。
教学观念和配套机制须跟进
在大类招生改革进程中，也有“倒退”的例子 。这给了后来者更多的提醒 。
1991年，日本文部省出台《大学设置基准大纲化》，致使日本高等教育重回偏重专业教育的原点 。而东京大学始终没有改变教养学部（相当于国内的本科生院）和大类招生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从而保证了人才培养上的高水准 。
山东理工大学于2002年将全部专业划分为文、理两个大类招生培养 。这项曾获得国家级教学改革成果奖的改革，却在2013年退回到按专业招生的老路 。
叶志明曾调研过山东理工大学大类招生改革 。据他透露，失败的原因在于，决策部门更换，后者不赞同或未能很好地理解大类招生的意图；相关的配套机制没有跟上，比如没有很好地解决长线专业（文史哲、数理化等基础专业）的分流问题，没有打通灵活的转专业制度等 。“这与改革早期缺乏相关经验不无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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